因为这种不接受和不服从，会对社会大众的利益构成威胁和危险。
［1］另一位美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也讲道：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汪太贤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在国外，如果感染者故意实施传播病毒行为，致使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也是要受到刑法处罚的。
我们用以下两个案例和事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并且这样可能会导致感染者即使有了艾滋病的症状，为了逃避社会压力和法律责任，也不愿意去做病毒检测。安全和隐私孰先孰后？为保证安全需要放弃多少隐私？在恐怖袭击阴影笼罩之下，民众还有多少维护个人隐私的空间？无论在哪个国家、什么年代，每当国家面临安全威胁的时候，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甚至被取消，这几乎是规律。情节严重的人将被终身禁止乘坐飞机。即使是个人的选择，在不可兼顾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会选择安全胜于隐私。
四、社会利益是绝对优先的吗？ 社会利益是否是绝对优先的？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布什总统在签署这一法案时表示：政府将以一个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紧迫感来执行这一法律。而在大学阶段对有关问题进行系统的学习，对法学的学习有莫大的助益。
本案的问题是，停车场(假定为一个独立法人)能基于何种法律依据向王先生请求5元洗车费？规范的思路包括以下三个步骤：①本案中双方显然并未订立洗车的合同，不发生合同上请求权。[16]何美欢，见前注[2]，页1、2。第9—10学期，除了少量必修课外，学生主要学习各个不同专业方向的课程15—20学分。就经济法而言，可以设一个必修的概论课，但主要是简单介绍各部门经济法的内容，而非经济法基础理论，因为，不论它具有何种理论价值，对于实务工作来说都缺乏意义。
2.培养律师能力为何应当处于次要地位？ 法科毕业生担任律师工作的人数更多，是否更应当主要关注律师能力(而非法官能力)的培养？从诉讼律师的角度看，律师工作的出发点是对法官态度的预测。法学院的任务是保证当学生离开母校时，他对法律的主要范畴的结构有扎实的基础，他有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按照他执业的要求继续发展。
学生基本上不懂得如何发现法律问题，更谈不上妥当地解决问题。这意味着法学教育以法律适用而非立法为重点，也就是，不是学习怎样制定好的法律，而是怎样适用既有的法律。为此，应当加强校内实践环节，开发法律方法课程，搞好案例教学，办好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10] (三)改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年复一年，青年学子满怀希望走进法学院。
何老师认为，只需要有部分课程改为培育技能的课程，其他课程则应主要传授知识。法官是法律的适用者，应当服从立法者已经通过法律制定而表达的正义观念。仅从这样一个学习状况，就可以推断出大体的教学成效。如果教师要求学生查阅法条，他们或许可以找到(因为这两个条文太基础了)，但是找到之后仍不知道如何运用。
正因为如此，下文建议设置一个预备知识教育阶段，其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过一般讨论的大学通识教育。饭后驾车离去时，停车场工作人员称已经给你洗了车，请付洗车费5元。
学好了刑法(不限于具体的刑法知识)，对于学习民法和任何其他部门法都有莫大的帮助。另一部分则是国家层面的、由各州组织的所谓必修科目考试，通常包括三门民法、两门公法、一门刑法(均为5个小时)的笔试以及综合涉及三个领域的一门口试，这占总成绩的70%。
[8]也就是，只要英语好，专业上的事情不难应付。非诉律师的角色虽然有所不同，但是诉讼视角仍然是最根本的。所以，美式的判例汇编教材在中国不可能作为主要的教学材料。[11]参见曾宪义、张文显：法学本科教育属于素质教育——关于我国现阶段法学本科教育之属性和功能的认识，《法学家》2003年第6期。[9]关于基础教育的一个有见地的反思，参见黄玉峰：《教学生活得像个人》，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如果采用下文所建议的六年制学制，则应在相当于硕士阶段的第五年设置不同的专业方向，学生应当选择其中一个专业。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讲授式的课程中，不论教科书写得多深、老师讲得多好，都不可能让学生真正深入地理解知识，更不能训练技能。法律实务工作者中最庞大的群体显然是律师。
课程应当让学生对相应的部门法知识更加深入和体系性地掌握，还要使其充分了解法律适用的基本方法，并初步了解法律解释方法。在此，学生基于其法感或者生活智慧而感觉到，这一结论可能有问题。
参见苏力：追问法学教育承担的历史使命，《法制资讯》2011年第5期。刑法似乎关系较远，但是，在民商事法律工作中必须避免让当事人陷入犯罪的陷阱。
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授课方法、过程以及学生的反馈，值得参考。教师会针对学生的回答不断地追问，促使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更加深入地思考相关问题，让学生发现自己的错误并不断纠正。实务当中，律师常常需要向当事人提示法律风险，其主要意义就在于让客户了解某种做法可能发生的争议及其消极影响。[65]何老师认为： 法学教育应当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
培养法官能力，主要是培养其法教义学上的知识和能力。换句话说，还应存在一个消极构成要件，即请求人(受损方)并非明知无债务而为给付。
[73]对于案例教学法的一个有见地的分析，参见冀祥德，见前注[14]，页165—172。因为法律职业要求从业者具有广博的知识、对经济、政治、社会乃至世故人情的理解和洞察力，有的业务门类甚至需要对科技、医疗卫生、心理等方面有深入的理解。
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民法、刑法、行政法是三个主要的实体法领域，其他实体法部门均建立在其基础之上(宪法除外)，学生应有深入的掌握。不合格的法科毕业生的危害性似乎并非这样明显、直接，但是其对法治事业以及社会的伤害却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
此外，法学教育还一定要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包括责任感和使命感。[79]参见张明楷编：《刑法疑案演习》(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其他商事法分支，学生也应有一定知识，但简单了解即可，因而可设置一个低学分的商法概论。记得住的一点知识，也基本流于空泛，或者耽于望文生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请求权基础方法在中国民事司法和立法中的应用(09CFX025)的阶段性成果。何老师已经走了，认真聆听她的声音的人，仍然寥寥无几。
注释: *本文的撰写获得了北大法学院贺剑同学、谷昱同学、金印同学的协助，初稿曾在2011年5月北大法学院的教师工作坊(workshop)以及2011年9月清华大学法学院为纪念何美欢老师而召开的理想的法学教育研讨会上得到与会同仁的批评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首先，美式案例教学法所编选的法院判例的数量必然有限，所涉及的法律知识不够全面。
能够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专业课程，不会超过五门，甚至常常只有两三门。两国的差异是，通识教育的任务到底由设置在大学的本科学院完成，还是在大学之外的中学完成。
